关于贫困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绿色发展的若干建议

关于贫困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绿色发展的若干建议

在经济转型和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贫困地区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老路已不可行。实际上，只要跳出传统工业化发展思维，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和“绿水青山”等绿色资源优势，贫困地区反而有可能加快发展，“蛙跳式”地走出一条基于互联网的绿色发展新路。　　贫困地区走绿色发展道路具有新的后发优势

随着发展理念和互联网等技术条件的变化，加之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很多传统约束，包括地理偏僻、本地市场狭小、资本缺乏、人口素质差、资源匮乏等，均已被大大突破，而一些新的后发优势则正在出现。　　第一，发展理念变化带来的新优势。沿海地区经济起飞时，还没有绿色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贫困地区由于“欠发展”，反而幸运地保留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地方文化。在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主导的今天，贫困地区的绿色优势就凸显出来。　　第二，贫困地区不再需要像过去沿海地区那样过于依赖远距离的海外市场，目前国内发达地区已足以为其提供市场、资金、人才等支持。尤其是，随着互联网、信息通讯技术、电子商务、快速交通和物流等的兴起，贫困地区不仅可以便捷地依托国内市场，而且还可以通过互联网低成本地同发达地区共享教育、医疗、信息等服务。　　第三，乡村价值被重新认识带来新的资源优势。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对乡村资源的认识更多局限于传统“三农”概念，即有形的农产品和劳动力，忽视乡村各种无形的绿色“新”资源，如生态环境、休闲、健康、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体验、情感等。只要跳出传统“三农”概念，则乡村就到处都是沉睡的财富。　　第四，人类社会正从工业时代进入新的互联网数字时代，从资源的概念到时空概念，从生产、生活、交易的内容与方式到商业模式，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贫困地区有可能跃过传统工业化阶段直接发展数字经济。　　贫困地区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体制和政策障碍　　只要利用好这些新优势，借助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条件和新兴商业模式，在这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和“绿水青山”等无形绿色资源基础之上，就可以发展出旅游、体验、休闲、健康、体育、会议、特色农业、加工等庞大的绿色产业链条，从而将这些无形的绿色资源转化为有形的财富。但是，这种转化还面临一些突出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第一，农村土地制度不利于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要充分挖掘贫困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附加价值，建设现代乡村，仅仅靠留守在农村的当地人将非常困难，必须将城市的人才、资本、管理和知识等吸引到乡村，形成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　　第二，金融滞后是贫困地区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国有银行、民营金融、小额金融、互联网金融、绿色保险等，在农村的发展均滞后，不仅各类有关生态和环境的绿色产业难以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农民的很多传统经济活动，也都难以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　　第三，在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下，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绿色发展激励。因为走“重生产、轻消费”、“重工业、轻服务”的传统发展道路，可以为当地产生更多的税收，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绿色发展，则较难为当地产生足够的税收。通过将消费税改造为销售税、改革资源税和财产税、建立跨地区生态环境税收分享机制等措施，为地方提供稳定的税源，就可以为地方政府走绿色发展道路提供财税激励。　　第四，现有官员绩效考核制度难以为绿色发展提供足够的激励。如果考核过于重视GDP，则地方政府就会按熟悉的以工业项目为主的老套路发展经济，没有足够地激励探索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在没有GDP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探索绿色发展的积极性更容易调动，反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增长效果。　　第五，由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节能减排地区合作机制，贫困地区的生态碳汇和盈余排放空间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如果按照人均或某一标准给各地区分配碳排放额度，则排放少的贫困地区，就可以通过出卖盈余指标直接获得收入。　　第六，贫困地区大多处于生态上游，其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 ?水库、森林、退耕还林等?虽然使下游地区直接受益，但自身却难以得到足够回报。目前的普遍思路，是试图测算下游生态受益的价值以进行补偿。这种做法在政策操作层面上有较大难度，不妨尝试采用简单的“倒推法”，即以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为参照，对上游生态服务主体进行经济补偿。　　若干政策建议　　将贫困地区大量沉睡的绿色财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和资源观，具备相应的软硬件条件，可以重点将以下方面作为突破口。　　第一，着力消除阻碍城市人才、知识、资金、管理等资源向乡村流动的体制壁垒，形成市场引导下的“新下乡潮”，避免在观念和政策上有意无意地将城市力量视为乡村发展的对立面，而要通过农村合作社等形式引导城市力量成为农民共同富裕的推动力。其中，加快探索有效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的关键。　　第二，将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等基础设施作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投资，着眼于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为其发挥后来居上的优势创造条件。在贫困地区进行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三，突破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的体制瓶颈。在中央统一部署下，鼓励贫困地区结合自身特点，重点就农村土地、干部绩效考核、财税、农村金融、生态补偿制度、地区节能减排合作等几大类改革进行大胆探索。　　第四，赋予贫困地区一些特殊的开放和产业政策。大力简化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国际人才、各类非盈利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体育博彩等到贫困地区落地的审批手续，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新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五，探索建立一套市场化的环境补偿机制，并设立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绿色发展引导基金。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创造出一个环境补偿市场，设计出不同的环境交易产品。不同地区、企业或个人，无论是为了完成环境补偿任务，还是自愿尽社会责任，均可以购买该基金；而提供生态服务的贫困地区，则按照评估标准，持续地从基金中得到补偿。　　第六，选择若干代表性的贫困地区进行绿色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允许这些地区大胆试验，突破绿色发展的各种体制和政策障碍，结合自身条件探索不同的绿色发展模式，然后再进行总结推广。　　我们同大别山连片贫困地区六安市一起做的一些初步尝试表明，上述发展愿景是可以实现的。比如，我们曾在六安一个贫困农户家中，通过互联网同远在欧洲和美国两个会场的专家召开跨洲视频研讨会。既然能够在农户家中通过互联网成功召开这样一个跨洲会议，那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贫困地区发展各种互联网绿色经济。比如，绿色电子商务、3D制造、智慧农业、会议经济、网络教育培训、远程医疗、新型健康养老、远程专家服务等，并运用互联网和新型商业模式对其传统经济进行改造升级。　　中国贫困地区进行的这种探索，具有全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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