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强者追求日本莫走历史老路

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首相一年来的种种举动，让世界忧虑：他究竟要把日本带向何方？追溯历史，从明治维新至今，一百多年间，日本怀抱着强国追求几度调整国家方向。甲午战争使日本相信自己是亚洲最好的学生，日俄战争使日本相信黄种人可以打败白种人，但是它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带给世界尤其是亚洲的灾难，证明它的强国追求以霸权为指向，可谓错误至极。二战之后的经济奇迹使日本摆脱了卑微，重续领导亚洲的强国美梦，却没想到被美国一指掐灭。“失去的二十年”让日本更加寄希望于找回政治上强大的日本，只是这种片面、扭曲的强国追求，是不是正推动日本走上历史老路，已经遭到世界的强烈质疑。

5月15日，在日本东京，人们在首相府前举行集会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

从后进生到优等生：靠战争完成蜕变

历史的发展往往富于戏剧性，19世纪之前的1000多年间，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野心膨胀，开始将魔爪伸向朝鲜，且尝试染指中国。其标志性的起点正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战争的胜利夯实了日本早已存在的“脱亚入欧论”和“优等生文化”。

日本文化评论家竹内好指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化是追随西方的优等生模式。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道：“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与此同时，日本将“野蛮、愚昧”等标签贴在了亚洲身上。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指出：“与其坐待彼等（中国与朝鲜）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日本公然把中国和朝鲜看作因循守旧的“劣等生”，寻求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转而学习西方文化，走上和西方一样对外侵略的道路。

“脱亚入欧”思想直接主导了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成为近代日本崇拜强者的一个思想文化符号。经过甲午战争，日本进一步确信自己是一名“优等生”，是可以与欧美平齐而坐的亚洲头等国家。

在1904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击溃沙俄军队。这样一场战争被日本宣扬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亚洲对欧洲的胜利”、“东方对西方的胜利”，使日本在世界坐标上扶摇直上，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它开始蔑视东方的弱者，并以东方强者身份对抗西方的强者，加快对外侵略的步伐。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入侵中国山东，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并于此后不断加紧侵略中国，直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美国开始了正面对抗。日本妄图以所谓“解放”的名义，把西方势力赶出亚洲，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洲秩序。

综观近代以来的日本战争史不难发现，支撑日本强国追求的“优等生”文化，实际上来自于西方的霸权主义思维，而且日本的所作所为比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战败的卑微到新世纪的彷徨：日本路在何方

1945年，日本尝到了疯狂战争的恶果。但是，随着美国对日政策从压制转向扶植，日本借助美国“特需经济”，快速步入高速增长期，创造出世界级的经济奇迹。日本开始重拾“优等生”的自信，努力改变战争狂魔的形象。为此，日本加强对外经济与文化战略，通过官方开发援助、联合国维和行动、公共外交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约10年时间里，中日两国也迎来了一段蜜月期。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日本民族主义开始重新抬头。以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为代表，一批鼓吹日本提高话语权的声音开始活跃起来。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当时出版《别了，亚洲》，再次提出要和除韩国之外的亚洲国家诀别。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将重新回归世界强者身份的圈子，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及其独特性开始成为一个广泛的话语模式。只是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尚且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日本社会也没有为右翼思想提供支持，因此日本没有走向否认历史、与邻国交恶的境地。

但是，新世纪以来，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呼声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声音。从参拜靖国神社到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从追随美国向海外派兵到解禁武器出口，日本开始明确地将政治大国作为整个国家的追求。与这一系列举措相对应的，是日本推出的所谓“普通国家论”“正常国家论”的论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扩大日本的战略空间。在日本看来，战后国际秩序是限制日本的精神枷锁。

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就曾提出“亚洲自由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战略。第二次上台后，安倍试图通过更强硬的手段，继续推行包含“军事正常化”在内的“正常国家”改造步伐。为此，他宣扬“侵略未定论”，故意乘坐编号为“731”的日本战机，参拜靖国神社，决心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试图以否定历史的方式找回强大的日本。

即使面对外界质疑和国内接连不断的声讨，日本政府仍在继续增强军事和政治力量，加强日美同盟，打破战后国际秩序。与此同时，日本执政者的历史观越来越扭曲，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越来越咄咄逼人。这不能不让人警惕。20世纪中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就加速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会不会在经济困境面前，再次选错方向，关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综观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日本经历了脱亚入欧、称霸亚洲的近代疯狂，又从经济奇迹中重拾“优等生”的自信，进而谋求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成为政治大国。但是，美国的打压掐断了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道路。日本没有反思其困境的缘由，推动独立自主的外交和政治路线，反而延续“与强者为伍”的思维惯性，继续依赖美国的支持，向西方靠拢。由此暴露出的身份错位和难以改变的“优等生”文化，注定日本在亚洲社会中的尴尬位置。要结束在国家方向上的彷徨与危险趋势，日本必须纠正其错误的历史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亚洲，而非以“优等生”的歪曲优越感，谋求亚洲领导权。（半月谈记者 张京品）

相关评论：“围堵中国”是自信不够狂妄凑

美日两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一唱一和，对华掀起舆论“围攻”。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在声明中将“点名”批评中国的海洋活动（是否真的如此，我们拭目以待）。有媒体据此认为，一场“围堵”中国的大战略已经开始。

“围堵”也就是遏制。现今的美日对华政策是否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遏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美日官方否认。但是，“围堵”也好，“遏制”也罢，或者用别的什么词，美日对华政策和涉华言行中包含的对华防范、牵制甚至遏制的成分却是明显的。

安倍履新后，借助各种机会在钓鱼岛、南海、军事等不少议题上渲染“中国威胁论”，用日本媒体的话说就是极力构建对华“包围圈”，开展围堵中国的外交。美国在将对外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之后，公开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施政权”，并由美国总统出面数度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借助美日同盟对中国进行吓阻。美国还在南海问题上屡次发声，搞很多不是“选边”胜似选边的小动作，为越南和菲律宾撑腰，把中国描绘成挑事者。

透过表象看本质，美日对华之所以“出言不逊”和“联合围堵”，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对华战略焦虑。中国这些年崛起不断累积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着实让美日有些不适应。二是各自战略盘算。美国把中国视为自己维持霸权的最大潜在威胁，可为本身的战略调整乃至国防预算的增减与分配找到有效理由。安倍则把中国当做其实现恢复日本往日“辉煌”梦想的最大“绊脚石”，又当做其修宪强军的借口。

历史和现实昭示，要“围堵”中国注定头撞铁墙。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时，一般都遭遇过围堵。现在中国壮大了，被“围堵”似乎是“情理之中”。当然，中国被“围堵”也不是头一次。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就对华进行严密封锁。但中国没有垮，反而冲破重围，开辟了国内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新天地。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遭遇的“封锁”今非昔比，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十分紧密，同美日的关系中“围堵”与“反围堵”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今天的美日两国，一个被层出不穷的国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一个自身经济增长乏力而底气不足，要“围堵”中国恐怕都力不从心。借助更多外力呢？它们可以去拉拢圈子，但亚洲国家不可能集体被绑架，七国集团同样如此——很多国家还想着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事实上，即便美日内部，对“围堵”中国也不完全意见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中国代表的是上升的力量和国际正能量，中国的崛起不同于以往一些大国的强势、血腥崛起，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真诚的，尽管一时还被美日等少数国家诋毁，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对和平发展有着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不会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美日对华“围堵”，更像是实力地位相对下降之后一种焦虑情绪的反映，表面上在涉华国际舆论上能够呼风唤雨、吸引眼球、占据上风，实质上反映了对自身实力和影响的不自信，所谓“自信不够，狂妄来凑”。

当对手焦虑的时候，中国更要冷静。要分清他们是虚张声势，还是已然开始行动。如是虚张声势，天边总会出现乌云，风一吹就会散。如是已经开始行动，中国也只好奉陪。（人民日报海外版/华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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